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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他（第1页）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四月五日夜九时三十四分，我站在广场纪念碑的须弥座旁，就着身旁一位姑娘打出的手电筒光，正抄着一张刚用胶布粘上不久的抗议压制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七言诗。这时的广场，不但已经没有了雪山银海般的花圈，而且，经历了白天一系列激昂的场面后，笼罩着一种大雷雨前的郁闷气氛。尽管如此，纪念碑附近仍旧不断出现新张贴的诗词，而且，一些包括我这样愿把历史见证人的职责承担到底的革命群众，还在那里积极地坚持着针对“三人十只眼”的抗议活动。我还没抄完那首诗，忽然，身后有个小伙子大声地提醒说：“注意，那些披棉大衣的家伙甩掉大衣了！”

我和肩靠肩的几位抄诗者同时回过头去，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，陡然，本来故意搞得灰黑一片的广场，每个灯柱上的所有圆灯猛地全亮了。

这时已是九时三十五分。

我本能地随着激昂的人群转身朝广场西南角跑去。正当我被愤怒和惊愕弄得几乎发狂时（我虽然估计到会有比白天更严重的压制，但万没想到从一百米外扑来的黑影竟裸地举着粗大的棍棒），蓦地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，一个穿着蓝工作服的小伙子跳上了前面的灯柱，他双脚紧攀，左手紧抱，右臂猛烈地挥舞着；我一辈子忘不了他那朴素的短发下，被真理之光照亮了的那张涨红的脸，特别是那双闪着无畏光芒的眼睛。我和身边一同奔跑的人不由得奔向他所在的那根灯柱，这时虽然灯柱上的广播喇叭中讽刺性地轰响着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乐曲，我们却仍能听见他指着纪念碑呼出的声音，那声音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人死去化为尘土之后，相信也会存留后世的——听：“他们这样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我们要斗争！斗争！斗争！从1840年以来，从1919年以来，从1921年以来，从1949年以来，中国老百姓争取的是什么？什么？我们争得的不能丢！失去的必须夺！没有的必须创！……”

这时传来了第一批残暴的踢打声和惨叫声。“冲出去啊！”是他在喊？是周围的人在喊？是我在喊？记不清……

也许是残暴的歹徒一时疏忽，更可能的是被集合去的并非全是冷血动物而有意“网开一面”，我和五六个“幸运儿”竟得以冲出了包围圈。

回到家里，我气愤得一阵阵打颤。我恶心，我想吐。爱人一旁安慰我，但我只锐利地射了她一眼，便不再看她。她虽聪明，却太善良。她猜到了压制，却绝对想象不到带血的棍棒。

披着爱人送到肩上的旧呢大衣，我呆坐了整整两个小时。爱人把我抄来的诗文，同前几天我俩已经誊好的诗文合到一起，搁到了装大米的陶罐的底部。我听见她做这件事的声音，却没有跟她说一句话。爱人办完了这件事，便和衣在床上倚着，先是望着我发愁，后来实在熬不过，合眼发出了轻轻的鼾声。

我的思绪从冷冻般的愤怒，逐渐化为针扎般的痛苦，又转为沉重的思考，最后，却只剩下了那灯柱上青年的形象，和他那每个字都有千斤般重的激昂号召。

我是个业余雕塑爱好者。我觉得心中已经屹立着一尊无比壮美的塑像，我完全忘记了有被追捕的可能，我不想吃，不想喝，不想睡，只想立刻把心中的这尊塑像再现出来。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，就是我负有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，我必须完成这尊塑像，不管我需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。

当爱人惊醒，走拢我身边时，我手持的画板上已经出现了最初的草图。那攀着灯柱扬臂疾呼的青年形象，一下子就攫住了爱人的全部身心。

“谁？”她双手搭在我肩上问。

“他！一个英雄！一个大家都应该记住的人！”

是奇迹也不是奇迹，我一直没有被捕。被“”控制的公安局派人去厂里查过我，党委并没有专门商量过如何应付这种事，但他们面对公安局拿来的明明有我侧影的相片，却个个表情自然地否认厂里有这么一个人。合同医院的大夫在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，便一反常规地来我家“出诊”，并给我留下了长休的病假条（大家也知道我确实有慢性肾炎）；街道治保主任陈大妈见着我总是慷慨地报之以真诚的微笑，唯一对我不满之处，就是屋里既乱搁着那么多的铅丝、木条、胶泥，为什么不养成拉上窗帘的习惯，以免“有碍观瞻”。

在这“病休”的时间里，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。塑像已具雏形。偶尔有生客来家，问道：“你这又塑什么呢？”

爱人总是抢着回答：“架线工。”

熟客来了，我就拿出设计图，请他们看，一边小声地传达着他的召唤。

厂里的几个小伙子轮流来当模特儿，搂着我那小平房里的旧木柱子摆姿势。我总是不满意他们，常常说：“都不能传神。应该找到他，请他自己来。”

“是呀，该找到他！”爱人这么说，同志们这么说，我也这么说。

但是，在那阴云四合的岁月里，到哪儿去找他？他在哪儿呢？也许，在监狱的铁窗中；也许，像我一样，在某个隐蔽但并不消沉的角落，也许……不敢往下想了。

我们的估计从方向上看总是正确的，但我们的估计从程度、速度上看却总还是显得保守。我以为起码还得“病休”上一年，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门口晒晒太阳，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便云开雾散。

“我恢复了上班，在宣传科里又成了个忙人；我和爱人一块大摇大摆地去逛王府井；我对每一位来家的客人，无论生熟，都乐于揭开盖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，请他们代拟除了《架线工》以外的任何恰当题目……”

我开始积极地寻找他。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时许，我徘徊在广场的木板墙边。因为纪念堂正在动工，所以出现了这样一道木板墙。木板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，还有童怀周编辑、油印的《革命诗抄》。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：为打倒“”后能畅快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，又为未得平反和同志未能恢复工作而感到焦急、充满期待。

我不仅仔细地阅读每一份贴出的文字，而且，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西向东，由东向西，仔细观察着前来这里的第一个小伙子——我想，如果他还健在，他一定会到这里来。啊，这些小伙子们，他们的面容多么严肃，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，他们那火热的胸膛里，跳动着一颗颗拴系着祖国、民族命运的红心……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平凡的，乃至于有明显弱点和缺点的人。有的脸上长有粉刺；有的曾为很无谓的事情同别人吵过架，脖子上的筋胀起老高；有的至今写一篇千字文还总要出十来个错别字；有的早上爱睡懒觉；有的在电影院里偷偷吸烟；有的总爱不合时宜地对别人开玩笑……但是在这广场，面对着与整个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场面，大家的心弦共鸣了，步伐趋向一致了；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，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……我望着他们，一个个检验着他们，虽然我没能找到他，但我不应当失望，我发现了一条规律：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，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，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，令人产生美感，令人愿意亲近……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，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……

我没有等到他，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。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，一位熟人告诉我，因而被捕的青年中，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。他告诉了我一位被释放的小伙子的姓名住址，据说，这位小伙子正是因为公开演讲被捕的。

我想，这应该就是他。我气喘吁吁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条名称古怪的小胡同，这条胡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面；我迈进了一个古老的小院，同北京无数的小院一样，由于十八年来建筑业处于可以理解、但不可原谅的状况，人们只好“自力更生”，到处是蘑菇般的自盖小屋；全院起码有七八家人，却仍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。我呼唤着英雄的名字，小西屋的门开了，有声音请我进去。

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他。我面前的小伙子尽管年龄上同他差不多，大约有二十三四岁，相貌却完全不同：头发蓬松，鬓角留得很长，穿着颇为讲究……但架着一对木拐。

说实话，一开始，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。他显得疏懒和慵倦，完全没有我预先臆测中的那种雄姿英态。

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说明来意之后，我不免问他：“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？”

他淡淡地说：“他们说我发表了反动演说。其实，我不过是大声议论了一阵。”

他似乎没有兴趣重述那些议论。我也就暂且不问。我环顾着他家的小屋，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样子，简朴而整洁。

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我妈。她是个会计。她有冠心病，身体不好。”

“你被捕以后，她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呢？”我不禁同情地问。

没想到，他反而微笑了，精神一振地说：“怎么生活？从某些方面看，她生活得要比以前还好！因为，自从我被捕的第二天起，我们单位就不断有人来，有的留下一捆芹菜，有的撂下两个果子面包，有的来了就抢着洗衣服；还有一天，来了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，姑娘把妈妈拉去逛天坛，等妈妈回到家，屋子整个重新糊了顶棚，喷了墙壁，样样东西都掸过、擦过，炉子上的铁壶也用去污粉擦得锃亮；在北墙上，还挂上了一张新的周总理像，是挺少见的一个镜头：跟陈老总、贺老总在一起参观展览，胳膊抱在胸前，笑着……妈妈望着这一切，先是微笑，然后就坐在床上，哭了……”

我望着那张仍旧挂在北墙上的照片。我也想笑，我也想哭。平凡的人，平凡的事。但平凡的人在推动着历史，平凡的事反映着人心的背向。

看来，我不应当执拗地把眼前这样的青年当作超人的英雄去看待，那样，我反而会求全责备，反而不能发现他们心灵中最美丽、最高尚的东西。